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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喝：舊土壤長不出大學的新品種
南科大因選聘 “正局級副校長”和未入選教育部公布的擁有招生資格高校名單而再次被關注。與此同時，南科大管理臨時條例已通過深圳市政府審批，學校的運作模式及用人機制有望進一步明晰。 (南方日報5月11日)
南科大管理臨時條例，傳說已久。在今年3月1日南科大為新生入學舉辦的的新聞通氣會上，校長朱清時曾表示，南科大管理臨時條例和理事會章程已經上報深圳市政府。根據當時的介紹，大家看到這所新舉辦的大學，正朝其既定的“去行政化，去官化”辦學目標邁進，尤其是理事會章程中所規定的理事會功能，傳遞的信息是，深圳市政府已經找到全新的管理大學的模式理事會成立后，將由政府通過理事會來管理南科大，政府將不參與學校的日常事務。理事會一年召開兩次會議，由理事會常設機構來監督學校是否執行理事會的決議情況，甚至可以罷免校長。閉會期間當學校的運作在理事會的決議范圍之內時，校長有最大的自主權。
然而，這次深圳組織部門公選兩位局級副校長，不但顛覆了南科大的“去官化”形象，也讓人對南科大的治理機制充滿疑慮。既然政府已有通過理事會來管理南科大的打算，而且相關臨時條例已經通過，為什么不遵照條例執行？這兩個由組織部門選拔的局級副校長，不但可能架空沒有級別的朱校長，也可能架空南科大的辦學自主權。拋開行政級別不說，如果副校長由政府部門委派，校長連提名的權力也沒有，何來理事會治理？何來校長的自主權？
事實上，這其中存在的問題，不用拿南科大的改革理念對照分析，就是依照1999年1月實施的《高等教育法》，也明顯不妥。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高等學校的校長全面負責本學校的教學、科學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行使的職權，包括“擬訂內部組織機構的設置方案，推薦副校長人選，任免內部組織機構的負責人”。
如此看來，深圳政府部門對南科大的管理，延續的還是傳統的行政思維。這種思維的一個明顯特點就是，政府部門的強勢行為不受規章制約，可以不按規章出牌。從1993年頒發的 《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到前述《高等教育法》，再到去年頒布的國家《教育規劃綱要》，都提到落實和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可是，至今沒有一所高校擁有真正的自主權。
南科大的改革，需要探索的是一種全新的政府管理學校的模式。其中，如何限制政府的權力，讓政府的歸政府，學校的歸學校，對改革成敗至關重要。在筆者看來，有兩方面基礎工作極為重要。
其一，建立國家和地方教育撥款委員會，將由政府撥款，轉變為撥款委員會確定預算、監督政府依法撥款。如此，方能讓大學獲得更大的財政獨立性，否則，政府就會以撥款為名，介入學校的具體辦學，大學還會在“跑部錢進”中，低聲下氣地與政府打交道。我國大學之所以一再強調級別的重要，主要在于在目前這種撥款體制中，可以提高與政府打交道時的身價。
其二，建立真正能獨立運作的大學理事會、教授會。我國大學中，并不缺與現代大學制度“對接”的機構，比如學術委員會、教授會和大學理事會、董事會，可是，這些組織，幾乎全是擺設，不要說決策權，有時就連知情權都沒有。究其原因，這些機構均不獨立，在大學中隸屬于行政部門，受行政領導指令開展工作。要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必須讓這些組織從行政體系中獨立出來，能自主開展活動、自主決策，同時，行政機構必須執行這些機構的決策。
分析南科大的辦學，上述兩方面基礎工作，幾乎都沒有啟動，政府根本就沒有打算改變教育撥款體系，也未按設計中的理事會治理機制去推進建設。也就是說，大學生長的土壤，其實還是原來的土壤，這怎么可能孕育出一所全新的大學來呢？(作者為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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