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審判階段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規制
審判階段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規制審判階段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規制
——從 《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到新刑訴法的動態分析
《新刑訴法》從基本法層面規定了非法證據的排除,但《新刑訴法》主要從申請排除主體、舉證責任、排除后果等實體性要素予以規定,與現行的“兩高三部”《非法證據排除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有較大的區別,特別是為程序設置預留了空間。鑒于《規定》設置了非法證據排除如何啟動、在何階段調查、何時裁決、如何救濟等具體程序,有必要結合兩年來的實踐狀況對預設程序進行檢驗,并在《新刑訴法》的框架內予以適當的修正,以便實踐部門更好的落實法律規定。本文通過對現行非法證據排除預設程序的文本規定到實踐狀況進行考察,發現現行程序設置從啟動方式、調查程序、裁定方式到救濟模式都存在違背訴訟機制或不契合現實的問題,帶來了較大的適用難題,法院也承受了相當的壓力,有必要以《新刑訴法》的實施為契機,對審判階段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進行更為合理的設置,通過在啟動環節設置前置程序及限定啟動時間、次數,不同環節采不同的裁決形式,對應排除步驟設定救濟途徑等對審判階段非法證據排除進行程序規制,以緩解法院的壓力,更好的落實法律規定。
“兩高三部”《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出臺,標志著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初步建立,明年即將實施的《新刑訴法》亦從基本法層面規定了審判階段非法證據的排除。法諺云:“程序先于權利”,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能否實現預設目標,程序性保障至關重要。本文從現行程序設置及運行狀況入手,檢討存在的問題,以現實主義精神合理設計當前我國審判階段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落腳于法院對《新刑訴法》關于審判階段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的有效落實,以期為新刑訴法相關司法解釋的出臺提供些許建議。
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包括啟動主體、排除對象、舉證責任、證明標準,排除后果等屬實體性規定,程序設置主要體現在何時在何種情形下啟動、何時以何方式裁決及如何救濟。
一、當前非法證據排除程序設置及運行狀況
(一)現行程序是如何設置的
1、啟動:庭審中控辯雙方均可提出,但實質啟動權在法庭
根據《規定》第5條、第13條,庭審中控辯雙方均可提出對非法取得的有關證據予以排除,但是否啟動對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調查,在于法庭對有關證據的合法性是否有疑問。是否啟動該調查程序,決定權完全在法庭,即第7條“經審查,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問的,公訴人應當對該供述取得合法性予以證明”。
2、審查模式:庭審中審查但裁決必須在實體審查前作出
根據《規定》第5條、第10條,一旦辯方提出被告人審前供述系非法取得,法庭必須進行初步審查,若辯方未提供相關線索或證據的,或辯方提供了相關線索或證據,法庭對有關證據取得合法性沒有疑問的,直接進入實體調查;若辯方提供相關線索或證據,使法庭對有關證據取得合法性存疑時,啟動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調查;若控方提供證據排除有關證據系非法取得的,法庭進入實體調查。即證據收集合法性審查具有中止案件實體審查的功能,辯方一旦提出證據系非法取得的抗辯,法庭則需先解決該問題,作出是否啟動證據收集合法性調查及啟動調查后是否排除相關證據的裁決,然后才能進行實體審查。這被學界稱為“程序優先審查原則”。
3、救濟:一審未審查二審應當審查
按照通說的觀點,《規定》第12條是救濟條款,即確立了 “一審未審查的,二審應當審查”的救濟模式。
(二)實踐是如何運行的
1、實證維度之一:以中國司法裁判文書庫公布的裁判文書為樣本
(1)一審適用《規定》的情況
對于辯方提出偵查機關刑訊逼供辯解辯護意見的19件一審案件,法院在本院認為部分未提及即未理會的有1件,其余18件法院的處理情況均為不予采納,理由可概括為七種情形。
對于第一種情形,我們無法知曉法庭實際上對證據收集合法性是否進行了審查及如何審查;第二種情形在實體上明顯違背了《規定》確立的辯方僅需提供相關線索或證據而由控方證明不存在刑訊逼供的可能性,在程序上未要求辯方提供相關線索后審查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的可能性;第三、四種情形同第二種情形,且將證據的證明能力與證明力相混淆,以具有真實性來反推有證據能力,存在邏輯錯誤;后三種情形就其反應的程序來看,基本符合《規定》的要求(但是否先行當庭調查不得而知,對辯方提出刑訊逼供的辯解辯護理由作出不予采納的決定是在判決書的法院認為部分)。綜上,從判決書反應,有6件案子適用了《規定》來辦理,1件無法知曉是否適用,12件未適用,比例分別為31.58%、5.26%、63.16%。
(2)二審適用《規定》的情況
被告人以偵查機關刑訊逼供等為由上訴的有36件,其中1件在二審中撤回該上訴理由,二審中排除有關供述的1件,3件發回重審,法院對該上訴理由未予理會的2件,其余29件對上訴人的該上訴理由均不予采納。
對于上表反映出的第一、五種情形,混淆了證據的證明能力和真實性(屬于證明力的范疇),第三種情形違背了《規定》確立的由控方證明證據合法性,第四種情形違背了《規定》確立的辯方需提供線索或證據,其余情形就其反映的程序看,符合《規定》的要求。綜上,35件二審案件中,7件適用了《規定》,3件是否適用不明確,25件未適用,分別占20%、8.57%、71.43%。
(3)小結
①對非法證據排除的性質存在認識誤區:與證據真實性即證據證明力相混淆,以證據與證據間相互印證即證據具有真實性來認證證據證明能力的較多。
②啟動方式不統一:有的要求辯方提供相關線索,否則直接駁回;而有的辯方并未提供線索,但控方依然需舉證證明偵查機關未刑訊逼供。對于辯方提供線索的,部分法院自行調查取證,部分法院直接要求控方針對辯方提供的線索舉證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即集中表現在辯方是否必須提供線索及法院是否初步審查不統一。大部分案件法院仍堅持由辯方承擔證明存在刑訊逼供的責任而非僅提供相關線索即可。
③二審救濟功能未體現:以上考察的二審案件中,僅1件文書中明確表述一審已審查故駁回其上訴理由,其余除未理會的2件及不清楚具體原因發回重審的3件外,均在二審以不同的方式進行了審查,但不管二審審查后是否排除了有關證據,均未對一審產生影響(包括因排除證據后犯罪金額認定發生變化的1件,量刑也未有變化),也即一審是否依法審查,二審并未體現出救濟、制裁功能,從一審與二審適用《規定》的情況來看,二審也并不因審級的提高而必然更好地適用法律。
2、實證維度之二:以媒體公布的典型案例為樣本
(1)考察的情況
在互聯網查到十個媒體詳細報道的法庭在一審啟動了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案例,就啟動條件、是否當庭作出裁決、最終排除相關證據的案件情況等進行了考察,其中,9件均是辯方提供相關線索后啟動,1件僅提出庭前供述系非法取得而未提供相關線索即啟動;1件在第二次開庭時當庭作出不予排除的決定,9件均在判決書中予以明確;經審查后2件最終排除有關證據,8件未排除,且排除有關證據的2件案件檢察機關均提起抗訴。下面例舉幾個案例進行分析:
【案例一 】足壇反賭系列案之謝亞龍受賄案
2012年4月24日謝亞龍受賄案的審理中,謝亞龍當庭翻供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庭審中,辯方當庭提供了被告人被刑訊逼供的線索,包括被刑訊逼供的具體時間、地點、人員,法庭未啟動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調查,受到了質疑。質疑觀點均認為法庭在辯方提出刑訊逼供的線索后,即應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且至少是否啟動的決定應在公開開庭時宣布。
【案例二】被譽為“非法證據排除第一案”而后 “驚人大逆轉”的章國錫案
一審時,辯方提出偵查人員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方法,并提供了非法取證時間、地點、人員、方式的相關線索,法庭啟動了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經過四次庭審,作出了對有關證據予以排除的決定,并判決章國錫有罪但免于刑事處罰。一審判決后,檢察院提起抗訴,章也提起上訴,時隔近一年后,二審法院采信了一審排除的證據,改判章有期徒刑二年。
【案例三】 四川樂至縣原交通局長宋立光受賄案
被告人在會見律師時稱偵查機關利用威脅、恐嚇等手段逼其在編造的筆錄上簽字。法院在庭審前,參照民事程序舉行了庭前證據交換。庭審中,辯方提出偵查人員對其言語威脅、刑訊逼供、多次被轉移看守所并故意讓其吃不到葷菜、疲勞審訊等。控方作了針對性的答辯,但雙方分歧過大,法庭宣布休庭。時隔兩個半月后再次開庭,辯方先后又提出偵查機關采取吊打、錄音錄像有問題等理由。最終,法庭認定辯方的辯解意見不成立。此案在媒體中被報道為“樂至縣交通局長受賄大鬧公堂”、“宋立光法庭鬧劇”、“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實施半年四川省唯一一起啟動此規定程序的案件”。
【案例四】 廣東佛山程捷職務侵占案
庭審中,辯方詳細講述遭到刑訊逼供的地點、內容,并展示了自己曾經因刑訊逼供受傷的腳趾,法院經過多次休庭、開庭,審理長達八個月,對于被告人庭前供述,法院最終決定不予采信,并宣告被告人無罪。
(2)小結
①對啟動的條件存在分歧:針對案例一,辯方及部分公眾認為應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否則法庭的正義性將存疑。但根據《規定》,并非辯方提供線索即啟動,還需法庭審
【審判階段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規制】相關文章：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淺論論文05-01
非法刑事證據產生的法律思考04-30
證據的程序法解釋05-01
證據排除規則相關問題的思考及啟發、建議04-27
論民事審判方式改革對我國證據制度的影響05-01
證據保全程序問題研究04-27
試論程序公正與審判監督05-01
仲裁中的證據保全的條件和程序05-01
考研沖刺最后階段 如何排除復習“阻力”？04-29
程序公正與民事審判方式改革（三）05-01